2005年11月10日,星期四(GSM+8 北京时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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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和儿子为何联手杀夫?
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慕雨 陈乐

  今年2月,在湖州南浔务工的四川女子贾小芬与儿子一起杀死了丈夫,从此她可以不再受恶夫的虐待,但在刑罚面前,她又陷入了无边的悔恨。
  一个家庭就这样破碎了。39岁的贾小芬面对着将要开始的漫漫刑期,她说自己最后悔的是连累了年仅19岁的儿子,而还未成年的女儿将无依无靠……

  她嫁给了强暴她的人
  在看守所中,记者看到了瘦弱的贾小芬,她只有1米53的个子,看上去神情有些恍惚。回忆起往事,她声泪俱下。贾小芬是四川西充县人。16岁那年,她的阿姨给她介绍了一位做泥工的冯姓小伙子。初次见面,冯看上去挺老实的,于是小芬便答应与其交往。让她没有想到的是,几天后她和冯外出玩时,冯竟强暴了她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贾不知所措。贾说,发生这种事情,当时觉得很丢人,虽然心里恨透了冯,但考虑到父母的面子和家庭的名誉,她只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,最后,她选择与冯结婚。
  “冯先义的家庭条件不好,而且他的脾气也不好,我父母坚决反对我和他的这门亲事。但是我认命了,我不嫁给他,我又能怎么办?”贾小芬就这样下定了决心。为此,父母一气之下将任性的女儿赶出了家门。

  她对家庭暴力一再沉默
  跟了冯先义后,贾小芬和冯有了一双儿女。1992年,贾小芬跟随冯先义来到湖州南浔打工。不久,他们在南浔承包了鱼塘养殖。经过几年辛勤劳作,日子虽谈不上宽裕,但比起在四川的生活,贾小芬觉得很知足。
  然而,经济上的改善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安耽,相反却滋生了冯的家庭暴力。看到别人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,冯先义不再关心鱼塘,家里的一切事情也都不再料理,而整天与朋友在外吃喝玩乐,赌博则成了他每天的“必修课”,贾小芬忍不住要唠叨几句,为此夫妻两人经常吵架。原本脾气就粗暴的冯酗酒后,动辄就对她拳打脚踢。今年年初的一天晚上,天很冷,因为口角之争,冯又发起狂来,一阵打骂后,他扒光了贾小芬的衣服,还把她拉到屋外……因为她们租的房子比较偏僻,冯先义在家虐待妻子,殴打子女的时候很少有人看到,冯也因此有肆无恐。
  对于父亲的粗暴和凶恶,儿子和女儿也深恶痛绝。他们也曾经报过案,但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,每每不了了之。
  贾小芬也想到过离婚,但她一直觉得子女都大了,离婚影响不好,就这样忍气吞声地凑合着过吧。

  她联手儿子杀死丈夫
  时间一晃到了今年春节前,同在南浔打工的贾小芬的妹妹搬了新家,为表示点心意,贾小芬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编织了几双拖鞋,想送给妹妹一家人。不料,冯先义看到妻子在编男式拖鞋,便猜疑妻子有了外遇。
  2月20日晚,又喝得醉醺醺的冯先义来到了贾小芬打工的印染厂门口,看见贾出来后,他张口就骂,还非要逼她说出“外面男人”的名字。回到家后,贾不想与丈夫纠缠不清,打算到女儿房间睡觉,但冯坚决不允许。女儿害怕父母之间的“战争”又升级,上前欲将父亲推出房门。此时酒气冲天的冯竟对女儿大打出手。儿子冯波听到吵闹声后连忙赶来劝架,为制服醉酒的冯先义,贾小芬和儿子用绳子将冯绑了起来,准备将他送派出所。可被绑后冯先义暴跳如雷,嘴里喊着要杀死贾和子女。“他这样的人说得出做得出的”,贾小芬说,当时听到丈夫这样说,心里多年来的愤恨一涌而上,不是你死就是我活,此时既恨又怕的贾拿起一块白布捂住冯的嘴,而后和儿子一起用一条围巾勒冯的脖颈,直到冯死亡。
  杀了丈夫后,当晚,贾小芬和儿子冯波把丈夫的尸体移到了自己的房间,整理好乱糟糟的房间。贾和儿子、女儿统一了口径:冯先义是“喝酒醉死的”。
  第二天一早,贾小芬找到了妹妹和妹夫,把杀人的事告诉了他们,并与他们商量如何“善后”。为隐瞒事实,3人商定,对外就说冯是喝酒喝死的,贾的妹妹和妹夫还出钱为姐夫买了寿衣。
  当天为了处理尸体,妹夫朱某去南浔派出所东迁警务区要求开具死亡证明。警觉的民警觉得可疑,当即与法医取得了联系,贾小芬也被叫到警务区接受调查,起先贾小芬还坚持说丈夫是醉酒死的。然而到晚上8时,当法医的初步判断出来后,这个杀夫案的前因后果就如竹筒倒豆了。
  11月8日,湖州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,贾小芬因犯故意杀人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贾的儿子冯波也因参与了杀父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贾的妹妹和妹夫也因包庇罪,被判处相应的缓刑。

  点评:
 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。本案的悲剧人物贾小芬从认识冯先义开始,其实冯的为人和品性就已经暴露无疑。贾小芬也心知肚明,可惜的是她没有“亡羊补牢”,相反还“引狼入室”,她选择了用陪伴冯一生来遮掩被强暴后所谓的“丢脸”。
  一步错,步步错。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,贾小芬尝尽了恶夫的虐待,这时候其实她可以选择离婚,选择终结这段本就不应该开始的婚姻。可是她又在种种中顾虑中犹豫了,直到愤恨累积得冲破忍耐的底线。
  解剖贾小芬这一家的悲剧故事,无意再指责贾小芬,因为她已经受到了应有法律惩处。然而,本来她应该是法律保护的受害者,却又成了加害者,这一角色的转换固然有其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的决定因素,但这同样带出一个沉重而又老套的话题:在人口流动的大潮中,谁来扫除妇女权益保护的盲点?